“一切都變得越來越快”，用這句話來形容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的社會巨變，再合適不過。這其中，最為明顯的莫過于快遞行業的井噴式發展，它將“一切都變得越來越快”的都市體驗帶給了每個人。

“快遞”是一種新業態。自古以來，物流都是衡量社會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準。“郵政”是現代社會的重要裝置，沒有以電報、鐵路等為技術基礎的“郵政”，就不會有近代轉型。快遞行業的興起，不僅僅是郵政市場開放的產物，更是建基于高鐵、航空、互聯網等新興技術的聚合。歸根到底，它是基于“快”而構筑的新業態。有趣的是，這個新業態緊扣新興的互聯網技術，為資本提供了新的自我循環場域，卻是通過聚集“快遞小哥”這類新一代職業群體而形成的。

“快遞”彰顯了都市精神的內在張力。快遞業顯然是創新的產物，代表著都市激情，但它恰恰又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傳統的勞作方式。正因為它兼具“創新”和“傳統”，使得其徘徊在堅持規則和“越界”的模糊地帶。比如，快遞業的快速發展，給城市的市場監管、交通規則等出了難題。僅僅從“快遞小哥”這個群體的觀念看，他們的工作雖高度自由，但處處受苛刻的“計件制”和服務評價制約。

“快遞”本身就是關于“快”的都市經濟、社會和精神的綜合體，它傳遞到都市體系中，迅速影響著城市運轉的邏輯，并連帶影響著城市治理。

“快遞”至少對交通、城管、住房管理和郵政等幾個市政管理領域提出了挑戰

“快遞”本身就是“效率”這一都市精神的產物。讓城市運轉得更快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，生活節奏的加速亦是都市生活方式的本質特征。因此，對于市政管理部門而言，“快遞”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并不意外，它很容易被納入相關的治理軌道中。不過，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迅速擴張，快遞的治理事務在短期內急劇增加，對市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戰。就筆者的田野調查來看，它至少對交通、城管、住房管理和郵政等幾個市政管理領域提出了挑戰。

某種程度上，“快遞”本身并未制造新的治理事務，它所涉及的幾乎所有治理事項，都可以在既有的市政部門中找到相關的職能。與電動車相關的交通管理，在電動車出現之時就逐步納入了交通管理部門的視野，并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管理規則。與城管部門相關的電動車及快遞物件亂擺亂放的問題，也早就在“占道管理”的相關管理條例中明確。

問題恰恰在于，盡管每個部門都可以找到相關的法規依據，并按照部門的職能對“快遞”展開治理，但除了郵政部門這個行業主管部門，“快遞”在短期內所產生的治理事務，對各個市政部門都構成了挑戰。這個挑戰源自“快遞”治理事務具有“剩余事務”的特征：它看似細小瑣碎，卻難以處理。通常而言，治理事務可分為兩類：一類是簡單易處理的事務；一類是復雜且難以處理的事務。前一類事務往往是各個市政部門的“主業”，專業性強，易于認定，且有相對明確的法規依據；后一類事務往往是各個部門“主業”的剩余事務，不易認定，法規依據也不明確。對于交通、城管、住房管理等部門而言，“快遞”衍生而來的治理事務，均是各個部門的剩余事務。

讓“快遞”所塑造的都市生活充滿活力而不失序

“快遞”是一個典型的因新業態的出現而產生的治理事務，它對城市治理更為根本的挑戰在于打破了原有的治理常規，塑造了新的街頭治理景觀。街頭攤販或許變少了，但攤販經濟卻未必減少，它只不過不再依賴于街頭巷尾的人員聚集，而是依賴于線上線下的精準匹配。傳統上對弱勢群體的城管執法沖突的確是減少了，但每天對電動車擺放等的服務管理工作卻在急劇增加。以前，交警主要對有車一族進行執法，但現如今對“快遞小哥”這類群體的交通執法在急劇增加。因此，“互聯網+”所創造的新的經濟活動，事實上對街頭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“快遞”的治理事實上在考驗著城市共同體。在當前的都市中，不同群體對“快遞”有不同的訴求。對于從業者而言，“快遞”本身就是進入城市的一個階梯；但對于消費者而言，“快遞”僅僅是城市便捷生活的一種手段。對于消費者而言，“快遞”提供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；但對于生產者而言，“快遞”僅僅是“時間就是金錢”的表現。對于都市生活的規劃者而言，“快遞”是城市創新的結果；但對于市政管理者而言，它或許是在源源不斷地增加治理事務，提高治理成本。同時，“快遞”也蘊含著都市精神的內在沖突。人們一旦進入“快遞”所塑造的生活方式，在體會到方便、快捷的同時，也會滋生忙碌、無聊的心理體驗。并且，這一體驗本質上是由抽象的時間規則所塑造的，“快遞小哥”也許不用受類似工廠里的老板和管理者的支配，進而體驗到“自由”，卻在不經意間受制于圍繞著“快”而設計出來的一整套行業標準。讓“快遞”所塑造的都市生活充滿活力而不失序，不能僅僅依靠傳統的市政管理技術，或許還要在更深層次上認識“快”的城市意象。